作者：梁建邦 (https://www.andrewleunginternationalconsultants.com/all/aboutme.html)
二战后，世界经历了一段相对繁荣和稳定的时期。美国在军事、金融、经济、科技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全球主导地位，维持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世界秩序”，并得到了美国主导的各种全球机构和强势美元的支持。然而，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这种秩序“从来都不是完全自由、真正国际化或完全有序的”。
随着中国作为美国的“接近平手”竞争对手的崛起，受到挑战和焦虑的拜登政府加倍推崇自由和民主的“普世价值”，继续鼓吹“基于规则的秩序”，即使美国经常对自己坚持一种规则，而对其他国家施加不同的规则，经常牺牲其他国家的主权、战略利益或发展为代价，实行双重标准。
在此背景下，2024年见证了改变游戏规则的区域和全球动态的交汇，标志着它成为一个转折点，以多种方式改变战后的全球秩序。
2024年期间，乌克兰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考验着欧洲和美国日益厌恶战争的选民耐心—战争是不可持续的。与此同时，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在中国斡旋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实现了和解；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恶化，其严重程度堪比圣经中的灾难；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突然垮台。与此同时，日益崛起且更加自信的“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团结起来，加入规模扩大且影响力更多的“金砖五国+X”集团，以推进其共同的发展利益。
在东亚，一个失望且更具侵略性的朝鲜一直在发展远程核导弹能力。在台湾，一个具有分裂倾向的新领导人当选，这触动了北京的神经。以上这些都不能与特朗普（Donald Trump）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重返白宫所造成的混乱相提并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准备更加充分，坚持既定方针，无论国内外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在技术和创新方面取得进步，包括在电动汽车（EV）和相关全球供应链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此外还在人工智能和量子科学等划时代的技术方面取得了进展。
与此同时，特朗普2.0版加强开采美国的化石资源，导致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最近洛杉矶发生的前所未有的火灾就是一次可怕的警钟。所有这些混乱的后果与欧洲和其他地区右翼、民族主义、仇外和反全球化政治的兴起相互作用，导致世界秩序更加不稳定。
(1) 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的代理人消耗战仍在继续。随着弹药生产能力的提升，俄罗斯士兵的火力是乌克兰人的10倍，而北约的军事物资供应不足。美国长期被忽视的传统弹药系统也无法填补这一缺口。乌克兰的兵力正在迅速减少，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加倍也无法弥补，即使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射程300公里）也无法扭转局势。
普京重新调整军事战略，巩固并推进顿巴斯地区的战果，并收复了黑海的重要通道，这为特朗普总统上台后达成不可避免的解决方案奠定了基础，这也许比自大或一厢情愿所允许的时间要快得多—可能采取谈判达成朝鲜战争式停战的形式，在不正式放弃主权的情况下冻结当地局势—也许会建立一些联合机制，以遏制俄罗斯未来的反扑行为。特朗普曾吹嘘自己“一天之内”就能结束战争，这大概就是他的意思。
如果一个实力削弱但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幸存下来，并获得了领土（无论名称为何），它很可能会继续对欧洲其他国家构成生存威胁，特别是那些与俄罗斯毗邻的国家。
鉴于特朗普2.0版下的美国保护不可靠，欧洲的安全焦虑可能会加剧，更不用说欧洲经济疲软和政治动荡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以及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这导致欧洲会与中国建立较谨慎的避险关系。
(2) 加沙、叙利亚、土耳其、以色列和伊朗
2023年10月7日，巴以冲突，战争持续。以色列针对人口稠密的加沙的基地发动了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军事报复，引发了2024年来人道主义危机。包括学校和医院在内的众多巴勒斯坦民用建筑被摧毁，大量无辜的妇女和儿童丧生或致残，无家可归，或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和水。仅在加沙，220万人口中就有190万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的进攻而被迫流离失所。
国际社会，尤其是伊斯兰世界，对以色列肆意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巴勒斯坦人要求建立独立国家的呼声日益高涨。截至2024年6月，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的146个承认巴勒斯坦国为独立主权国家，超过联合国会员总数的75%，其中包括挪威、爱尔兰和西班牙。
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下，以色列总理Netanyahu誓言要消灭哈马斯，誓不罢休。在美国，犹太游说团体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影响力。
以色列通过针对性的军事打击，斩杀了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最高领导人，并与黎巴嫩达成了停火协议，取得了胜利。以色列希望与哈马斯艰难达成的新停火协议（包括相互释放人质）只是暂时的。
以色列似乎还打算采取大胆行动，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也许是通过游说沙特阿拉伯扩大反伊朗的《亚伯拉罕协议》，期望会得到特朗普2.0的支持。
然而，根据大西洋理事会中东安全倡议的学者Shalom Lipner的说法，以色列重塑中东的野心不太可能成功，这既与以色列政治有关，也与对特朗普的误读有关。后者早些时候要求以色列在拜登离开白宫之前结束加沙战争，这与特朗普2.0的反对战争的外交政策一致。
至于更广泛的中东地区，在中国斡旋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两个世仇国家实现了历史性和解，这表明它们渴望在中东地区迎来一个和平与团结的新时代，并一致支持巴勒斯坦人长期被阻挠的建国诉求。这一诉求对以色列而言是生存红线，但可能成为和平的基石。
尽管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以色列现任政府执政期间，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可能会加剧。尽管伊朗实力削弱，但可能会继续利用其他代理人（如胡塞武装）来威胁国际航道。
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恶化将继续削弱以色列（以及美国）的国际支持。特朗普总统可能希望通过达成另一项核协议来避免与伊朗开战，以取代他在2018年首次担任总统时撕毁的版本。
与此同时，随着阿萨德政权的倒台，联合国、美国、英国和欧盟禁止的“基地组织”对叙利亚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控制，试图组建一个平民政府。土耳其和以色列正在利用混乱局势巩固各自在叙利亚的利益，以色列在政治真空期间摧毁了阿萨德的化学和其他军事设施，并占领了叙利亚的某些战略要地。
阿萨德的倒台标志着伊朗“抗争轴心”（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加沙的哈马斯和也门的胡塞武装）战略性的退败。这也意味着俄罗斯的重大挫折，因为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使其能够向地中海、中东和北非（MENA）地区投射力量。这些基地的未来变得不确定。
所有大国都在仔细调整应对新叙利亚动态的策略。对中国而言，叙利亚可能欢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BRI）的延伸，以帮助其饱受战争摧残的重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中转站，土耳其可能会提供支持。然而，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与基地组织密切关联，其支持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ETIM）威胁到中国新疆省的稳定。所以北京可能会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步步为营，如履薄冰。
(3) 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反霸权联盟（包括朝鲜）
美国两党数十年来对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敌对无意中促使俄罗斯、伊朗和中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但并未形成稳固的集团，它们之间的团结既源于对美霸权的共同抵制，也源于经济互补性。俄罗斯和伊朗都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永不满足的能源资源客户。两国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大陆的关键连接点。
已故美国外交政策专家Zbigniew Brzezinski在1997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大棋盘》中，对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发表了如下看法
“潜在的最危险情况是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组成一个“反霸权”联盟，这个联盟不是由意识形态而是由相互补充的不满情绪联合起来的。其规模和范围将类似于中苏集团曾经带来的挑战，但这次中国可能成为领导者，俄罗斯成为追随者。然而，无论这种可能性有多小，要避免这种意外情况，美国必须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展示其地缘战略能力。
显然，他的远见过了耳边风。
俄罗斯、伊朗和中国松散的“联盟”中又加入了朝鲜。数十年来，关于朝鲜无核化的所谓“六方会谈”（美国、日本、韩国、朝鲜、中国和俄罗斯）收效甚微，美国坚持要求朝鲜单方面拆除其军事核结构，然后美国才会放松制裁。2019年7月，特朗普在朝鲜边境上演了一场戏剧性的一幕，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了握手会晤，但之后也表现出缺乏诚意的态度。
现在，金正恩对会谈的期望已经完全幻灭了，他坚信其政权的存亡取决于朝鲜坚如磐石的核导弹能力，以及机动洲际运载系统和默音潜艇的支持。这就是朝鲜从2024年起试图实现的—无论特朗普2.0是否上台。
除了与中国和伊朗保持密切关系外，朝鲜现在正与俄罗斯走得更近，哪怕只是为了吸引俄罗斯的技术专长来升级其洲际导弹运载系统。为了显示团结，朝鲜现在正在乌克兰战场上与俄罗斯并肩作战。
10月30日，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几天，朝鲜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飞行了86分钟——这是有记录以来最长的飞行时间——然后坠入其东海岸附近的水域。此次发射的导弹角度极高，依正常飞行轨迹下，飞行时间射程可达15,000公里（9,300英里），足以覆盖美国本土任何地方。金正恩向下一任白宫主人发出了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如果朝鲜无法立即获得实实在在的、有利可图的好处，特朗普的任何故技重施似乎都不太可能说服金正恩放弃他的核保险政策。
特朗普总统与其威胁“怒火与狂怒”，不如反思一下，在一场失败的灾难性越战之后，共产主义越南如今如何成为美国对抗中国的盟友。借用前总统克林顿广为流传的“经济”名言：“经济代表一切！”–朝鲜的经济转型，与全球贸易和经济体系充分融合，可能是朝鲜半岛长期和平的关键。
(4) 特朗普2.0
2024年大选的结果是特朗普凯旋归来，成为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美国总统。他在第一任总统任期内已任命了大多数终身任职的亲共和党最高法院法官。现上任时已成功控制了众议院，参议院和最高法院。
正如特朗普在选举前提出的“2025计划”所揭示的那样—尽管后来特朗普否认了这项计划，但他似乎决心“清洗”整个联邦官僚机构中对他不忠诚的官员。他具有典型的自大狂特质，很可能会滥用权力，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做出颠覆性的决定，让对手和盟友都感到震惊。
特朗普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他单边、大规模破坏性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议程，以及其交易的心态。
尽管最初他可能信口开河，但他一再表达自己的领土野心，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夺回巴拿马运河，占领格陵兰岛，把作为《联合国宪章》基石的国家主权原则弃之不顾。
正如他在就职典礼前所警告的那样，特朗普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的关税，对中国征收10%的关税，但令人惊讶的是，对中国的关税要温和得多（同样针对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他签署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9）的行政命令。
以美国无与伦比的全球实力为后盾，特朗普吹捧关税的普遍优点，认为它可以很好地替代美国的所得税。
然而，中国制造的商品、组件、零件、材料和相关物流已遍布全球。即使不是“中国制造”，各地的商品也嵌入了中国的生产流程或物流。全球排名的十一个集装箱港口中有七个位于中国，包括香港。无论如何，更高的关税将导致美国消费者支付更高的价格，
再加上无节制的“印钞”、美元的“苛索特权”和国家财政慷慨，美国的通货膨胀可能会变得根深蒂固。 无论关税如何，由于生产成本高得多，大多数工作实际上都不会回到美国，更不用说在数十年因长期转向资本市场的去工业化之后，生产技能和流程已经空洞化。
因此，为了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美元可能不得不贬值，同时还要通过货币宽松政策（或更多印钞）来刺激经济。除了对美国将美元武器化的倾向和美元长期价值的担忧之外，全球去美元化的步伐可能会加快，其形式包括非美元货币互换、替代支付系统、主权数字货币以及更多样化的国家外汇组合，所有这些都在会弱美元的影响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了特朗普的邀请，派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这表明特朗普愿意达成交易，并秉持着将敌意与个人关系分开的理念，让人联想到好莱坞大片《教父》中著名的台词–“这不是私人恩怨，而是纯粹的商业往来”。
在经历了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混乱之后，中国这次有了更好的准备，在意识到国内和国际上前所未有的阻力之后，中国磨练了技术和创新方面的自力更生能力，并扩大了与全球南部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联系。
(5) 全球南部的崛起
根据公开数据，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占地球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占世界人口的45%（36亿），占全球石油产量的40%，占全球商品出口的四分之一。
到2024年，‘金砖国家+集团’将大幅扩大。2024年10月，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第16届金砖国家会议之后，至少有34个国家表示有意加入。候选名单上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尼日利亚、玻利维亚，甚至还有北约成员国土耳其。预计扩大的金砖国家将占全球GDP的35.6%，购买力平价（PPP）超过七国集团（G7）。
与此同时，中国在团结日益崛起的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些国家越来越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国家尊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对抗美国的单边主义。虽然大多数国家认为与崛起的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但他们仍然致力于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2024 年 11 月初，秘鲁主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习近平主席在秘鲁为一座先进的全新港揭幕，该港口将拉美（美国所谓的“后院”）与中国东部沿海直接相连。这与“跛脚鸭”总统拜登“慷慨”地向利马地铁系统捐赠150辆二手客车和机车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与全球南部的联系绝非意识形态性的。中国已成为190个国家中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中许多国家位于全球南部。 中国仍然是其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核心。由于担心美国日益将美元武器化，许多国家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用彼此的货币或包括数字货币在内的其他直接支付系统结算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从而削减交易成本不一定要经过美元。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巴西总统卢拉敦促金砖国家集团在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的帮助下创建替代性贸易结算方法，这具有指导意义。 虽然当选总统特朗普威胁要惩罚任何不使用美元的国家，但这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此举无法解决必须通过美元进行全球支付日益不合理和缺乏吸引力的问题。
(6) 中国技术
中国已成为科学超级大国—《经济学人》2024年6月12日的封面文章宣称。但考虑到中国没有多少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也许“技术超级大国”的说法更准确一些。
尽管如此，以下几个要点还是值得注意。
根据科学分析公司Clarivate的数据，从2022年起，中国在同行评审的高影响力科学论文数量上超过了美国和欧盟，在材料科学、化学、工程、计算机科学、环境与生态学、农业科学、物理和数学领域的引用率位居榜首。
美国和欧盟在分子生物学、空间科学、神经科学、临床医学和免疫学领域仍然保持领先地位。然而，美国和欧洲在这些领域长期保持领先是不太可能的。例如，中国在生物和健康科学领域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
目前，中国人工智能研究论文数量约占全球的40%，而美国约占10%，欧盟和英国加起来约占15%。在计算机视觉和机器人技术等领域，中国研究论文数量遥遥领先。
目前，全球排名前十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中有六所来自中国，根据《自然》指数，这一数字为七所。清华大学被认为是全球为首的科技大学。
中国在应用研究方面表现卓越，例如，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板方面，中国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广泛工业基础，获得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专利。
中国的嫦娥六号机器人飞船证明了其科学先进，该飞船开创了人类首次从难以到达的月球背面带回样本的使命。
在基础研究（而非应用研究）方面，中国仍然处于追赶状态——在《自然》和《科学》这两本最负盛名的科学期刊上，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远低于美国。美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支出仍然比中国高出约50%。
然而，中国在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半导体、神经科学、遗传学、生物技术、再生医学以及深空、深海和地球极地等“前沿领域”探索方面的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大学为在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教职员工发放奖金，平均每人约44,000美元，最高可达165,000美元。2000年至2019年间，超过600万中国学生出国学习。自2000年代后期以来，回国人数超过了出国人数，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实验室设备先进，部分原因是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怀疑和歧视态度。中国目前的研究人员数量超过了美国和欧盟。
《经济学人》的文章与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以下发现相吻合
中国在44项关键技术中的37项处于领先地位，其影响力大的研究成果往往比最接近的美国竞争对手多5倍以上。 在关键技术的类别中，中国在人工材料和制造、能源和环境以及传感、计时和导航的所有子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并在所有其他类别中遥遥领先。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研究中心（CSET）认为，中国庞大的科研人才储备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到2025年，中国大学每年将培养超过77,000名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博士，而美国每年培养的STEM博士约为40,000名。除去国际学生，中国STEM博士毕业生的人数将超过美国同行三倍。
中国“大跃进”式的科技发展也许并不令人惊讶。中国（而非俄罗斯）从一开始（1998年）就被排除在现有的美国主导国际空间站（ISS）之外，但中国成功独立开发并运营了新的工作空间站“天宫”。
在未来几年和几十年内，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涌现，他们要么是本土培养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转向技术自力更生，要么是从国外归来的，多亏越来越多的错误言论认为“中国威胁”。中国的技术进步可能会继续快速推进，甚至更快。
(7) 中国引领世界绿色革命
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日益逼近。洛杉矶毁灭性的大火就是最新的警钟。
根据Earth.Org的年终回顾，2024年“几乎可以肯定”将成为历史上最热的一年；2024年期间，大西洋的所有飓风都加剧了；在2024年的前十个月里，全球大部分海域的海面温度都创造了纪录高温；富士山在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日本夏季后，130多年来首次在10月没有积雪 ；受海洋温度上升的影响，全球珊瑚白化现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五分之一的迁徙物种濒临灭绝；联合国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2.6℃至3.1℃，大大超过《巴黎协定》1.5℃的目标。
根据《全球能源监测》2024年7月24日的报告，中国在世界绿色能源转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风能和太阳能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建产能是其他国家的两倍。
中国现已成为电动汽车的“新底特律”。得益于远胜于其他国家的性价比，中国顶尖电动汽车品牌（包括比亚迪和吉利）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市场份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关税很高。格里菲斯大学2024年4月的一份报告（20）显示，随着世界逐渐摆脱化石燃料，中国在电动汽车（EV）、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光伏（PV）的全球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由于中国电动汽车的超强竞争力威胁到了全球其他汽车产业的生存，尤其是在高成本发达国家，因此各国纷纷筑起关税壁垒，阻止消费者购买更实惠的绿色能源汽车，从而阻碍了减排前景。与此同时，特朗普2.0版大肆宣扬要大量开采美国丰富的页岩能源。
2024年11月，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上，谈判代表达成了一项有争议的协议，即到2035年每年至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3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但潜在受援国认为这一数字“低得令人发指”。
在这种情况下，2024年似乎标志着全球气候大决战滑坡的急剧转折。
(8) 中国经济低迷、改革和偏见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低迷状态。但这不是因为所谓的4%至5%的“低迷”增长率。对于像中国这样规模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这个增长率已经非常可观了。
举个例子—十美元投资的回报率（或增长率），10%并不难实现。但很少有人会认为一万亿的投资组合会有类似的回报率。另一个比较对象是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任何超过4%的增长都可能成为庆祝的理由。
尽管如此，4%至5%的增速是中国自2023年第一季度以来最慢的增速，远低于上一季度5.3%的增速。
消费是最大的阻碍，零售销售增长创下18个月以来的新低，尽管通缩压力迫使企业降价促销，从汽车到食品再到服装，无一幸免。罪魁祸首是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下跌带来的负财富效应，以及各行业削减成本导致的低工资增长，这拖累了消费，并导致购买从高价货品转向更普通的品种。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只会加剧经济下滑。
一些专家提出疑问，中国是否正在重蹈日本1991年至2001年“失去的十年”的覆辙，当时日本经济资产泡沫破灭，经济大幅放缓。一些人甚至预测会出现“发展到顶”的情况，即中国注定永远无法超越美国经济，尽管目前其人口是美国的四倍。
这一切促使中国观察家下调了对中国经济的预期。
问题何在
2007年，前总理温家宝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增长轨迹“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经过多年努力，势头已不一样。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奠定了更加稳固和稳定的基础，成为全球相互关联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核心。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EV）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正在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与此同时，正如北京最近召开的三中全会所强调的那样，中国正在向“自由、统一的国家市场”和“共同繁荣”过渡。
然而，毫无疑问，强大的逆风和阻力正在刃难。
占中国经济总量约30%的房地产市场崩溃，给人们的消费欲望浇了一盆冷水。尽管政府通过惩罚投机者和清理不稳定的过剩资产阻止了局势进一步恶化，但几十年的房地产财富泡沫已经破灭，导致私人消费持续疲软。
与房地产泡沫破裂相关的是地方政府的负债。几十年来，人们一直期望地方政府利用可支配的资源为大规模的地方基础设施、服务和福利提供资金。许多地方政府与当地银行、金融机构和关系良好的私人开发商一起，通过榨取其控制下的庞大土地储备，在繁荣时期助长了房地产价格螺旋式上涨的投机行为。现在，随着中国政府打击庞氏骗局、惩治腐败官员和无良投机者，强调住房是供人居住而非用于投机的，泡沫已经破灭。地方政府债务目前得到了更好的控制。但彻底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新的政策和措施。
另一个巨大的阻碍是持续存在的青年失业问题。中国每年约有1160万大学毕业生。尽管期望值降低，但大多数人仍找不到符合其技能的工作。这催生了一种流行的“躺平的青年文化。意识到时代的变化，精明的大学新生争先恐后地改学计算机科学，但由于僧多粥少，他们取得的成功有限。
此外，由于现在已废除的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人口结构迅速恶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数据，2023年中国人口将减少200万，这是连续第二年下降。统计表明，中国总生育率已从1990年代后期的每名妇女1.5胎稳步下降到2021年的1.15胎，目前接近1.0胎——远低于维持当前人口水平的2.1胎更替水平。随着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减少，整体生产力和经济活力也受到影响。
此外，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国内现有的相对宽松的退休年龄（男性60岁，女性55岁）加剧了所谓的“4-2-1”问题，即四位退休的祖父母需要依靠两位工作的中年已婚成年人赡养，而后者则必须养活自己和自己的一个孩子。不用说，由此产生的养老金和医疗成本飙升给国家财政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负担。
此外，上述挑战因三个全球性变革而加剧。第四次和第五次工业革命颠覆了企业的运营方式，并大大降低了人力资源需求；乌克兰长期消耗战和中东冲突带来的通货膨胀和供应链中断；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敌意加剧，包括关税、制裁和不断扩大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所谓“去风险化”。
中国是否将陷入日本“失去的十年”的困境？
美国企业研究所Desmond Lackman认为，鉴于困扰中国经济的问题与日本类似，中国也将步日本后尘，陷入“失去的十年”的困境。
另一方面，康奈尔大学戴森学院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Eswar Prasad认为，中国虽然步履蹒跚，但不太可能倒下。
其认为，尽管经济增长放缓且面临多重风险，但经济和金融崩溃是可以避免的。他指出，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的债务大部分属于国有，必要时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因高额外债（尤其是外币债务）而陷入困境，当一国经济和汇率同时恶化时，外债可能会导致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但中国的外债仅占GDP的16%，其中不到一半以外币计价。
他承认中国的增长模式效率低下且存在金融风险。但中国政府已制定了具体的经济再平衡目标，包括：
减少对投资密集型增长的依赖，转向以家庭消费作为GDP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服务业而非低技能、低工资制造业获得更多增长；
以改善就业增长的方式，摆脱实物资本密集型增长。
简而言之，虽然中国正在努力应对，但预测不可避免的“失去的十年”还为时过早，更不用说不可逆转的衰退了。
其相对乐观态度可以从以下动态中得到支持，这些动态使中国摆脱了日本过去的痛苦经历。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连通性是无可匹敌、史无前例的。由于中国在大多数领域拥有极具竞争力的生产工种、庞大的经济规模、全球联系以及关键稀土的绝大部分份额，中国已成为高度互联的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中心。无国界的电子商务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贸易和制造业中心地位，阿里巴巴、腾讯等中国大型跨国科技公司和“快时尚”企业Shein都在电子商务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许多中国公司早已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开展多元化业务。最近，面对美国全面反华“去风险化”的举措，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在国外设立注册生产业务。例如，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吉利汽车在英国设立了一家全资子公司伦敦电动汽车公司，生产一款非常受欢迎的车型LEVc，用于传统的伦敦黑色“的士”。我去年在伦敦小住时差不多每天都有目共睹。
简而言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从“中国制造”（为外国企业代工）发展到“中国创造”（如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公司），现在又发展到“中国拥有”。
中国不仅与全球接轨，而且全国范围内互联互通。中国的一、二、三线城市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经济联系“城市群”。这些城市通过全球独一无二的国家高速铁路网络相连，到2025年，高铁总里程将达到约5万公里，远超世界其他地区高速铁路（11945公里）的总和。
因此，中国的城市化率预计将从2019年的60.6%提高到2035年的65%。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有助于使经济更加平衡地转向国内消费，摆脱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制成品出口的过度依赖—这也是西方经济学家最常批评的问题。
与人们对中国混合型国有资本主义模式中市场相对重要性的普遍怀疑相反，私营部门已经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创新能力、80%的城市就业和90%的新工作岗位。（所谓的“私营部门56789”）。在最近召开的三中全会会议上，市场作用得到了政策上更大的发挥。
，在已经颇具规模的中产阶级的推动下，市场对于扩大国内消费份额至关重要。根据收入段分类，中国中产阶级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从2000年的3910万人（占人口的3.1%）增加到2018年的约7.07亿人（占人口的50.8%）。
根据《中国日报》2023年12月5日的报道，长期拖延的户口（户籍）制度正在进一步改革（24）。如果为约2亿城市外劳提供补贴住房，利用中国众多新建成的空置公寓（这些公寓构成了著名的“鬼城”），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新兴的中下层阶级公民。
到2020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从10年前的44.2%上升至54.5%，超过工业的比重。服务业的活力与中产阶级群体规模密切相关。未来，增长至9亿中产阶级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将有望重振中国经济，把人均GDP将从2023年底的12700美元增长到2035年的30000美元至40000美元。
如上所述，中国一直在成功跨越技术壁垒。根据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 2024 年 6 月 28 日的报告，尽管美国施加了技术封锁，但中国在缩小高端纳米半导体芯片技术差距方面取得了稳步进展。 因此，中国在第四次和第五次工业革命中有望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革命正在重新定义21世纪人们的生活、商业运作和国家实力。
中国严峻的人口结构问题被大肆渲染，而人们却很少关注中国工厂乃至酒店、超市和餐馆中几乎无处不在的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新的数字时代正在迅速减少人力资源。无论如何，由于预期寿命延长和医疗保健水平提高，许多中国退休人员（包括男性和女性）仍然身体健康，并继续从事经济活动。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银发经济”正在兴起，以满足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健康、产品和服务需求。
2024年9月13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一项期待已久的计划，在未来十五年内将退休年龄逐步提高五年。男性的退休年龄将从目前的60岁提高到63岁。女性蓝领工人的退休年龄将从50岁提高到55岁，白领工人的退休年龄将从55岁提高到58岁。这一政策变化将一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人口挑战，为疲软的经济注入活力。
根据全球商业咨询公司Roland Berger的报告，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对全球GDP的贡献从1990年的19%迅速增长到2022年的42%。
意识到近年来被批评的诟病，中国正在精简其庞大的“一带一路”架构，以提供规模更小、更环保的项目，同时更加关注债务可持续性、公司治理、透明度以及与当地和国际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
2024年9月4日至6日，中非合作论坛（FOCAC）在北京举行，来自53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的领导人以及其他数千名高级代表出席了会议，最终达成了“全天候中非共同体与共同未来”的10点行动计划。
最后，即使在特朗普2.0的“强权即真理”的美国优先政策之前，西方关于“民主与专制”的分裂性论述也显得有失偏颇和充满自私自利的双重标准。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表明，无论意识形态如何，全世界都可以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现代化水平，并应对包括气候变化、流行病和地区安全在内的全球挑战，正如北京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所阐述的那样。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阿什中心、总部位于纽约的爱德曼信任晴雨表和总部位于巴黎的IPSOS中心的最新研究均表明，尽管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中国是人民最信任和支持的政府之一，在多项排名中均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民主国家。
这些研究表明，选举虽然重要，但只是一个过程。无论意识形态如何，政治合法性的最终考验在于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改善人民生活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在中国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不意味着应该或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复制。然而，西方“一刀切”的意识形态叙事正日益受到质疑。
最后，中国经济是否有些摇摆不定？也许吧。许多其他国家，包括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类似的逆风。中国是否正在进入日本式的“失去的十年”？并不。中国是否已经到达顶峰？当然不是。
2024年12月26日，世界银行将中国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上调至4.9%，高于6月份预测的4.8%。预计2025年的增长率将降至4.5%，但仍高于此前预测的4.1%。
世界秩序的风和暗流正在改变。中国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变革悄然而稳步地做好准备。
(9) 人工智能与第四次和第五次工业革命
2024年，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数字化第四次和第五次工业革命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从跨境移动商务、日常机器人到高精尖军用无人机，不一而足。ChatGPT可以生成类似人类的对话响应，并使用户能够调整和引导对话，使其达到所需的长度、格式、风格、详细程度和语言。ChatGPT仍然充满了无限可能，无论好坏。人工智能是否很快就会超越人类智慧，如果真的如此，我们是否将面临一个充满可怕可能性的反乌托邦世界，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
(10) 右翼政治在全球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世界秩序”带来了相对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时期，但如今，这种局面已被相互竞争的动力、文化、习俗和意识形态所取代。经过数十年的超全球化，弱势群体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导致对外国人的敌意日益加剧。数字化和无国界的时代加速了变革的速度。与此同时，财富更加集中在全球少数超级富豪手中。这些冲击导致政治上的专制倾向，因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强势领导人不必过多担心议会和选举，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好方法。
正如Lorenzo Robustelli在2024年11月6日的EUnews第33期所指出的，现在整个世界都掌握在“强人”手中，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埃及、伊朗、沙特阿拉伯、朝鲜、突尼斯、以色列等，尽管其中大多数强人都绝非仇外或反全球化。
正如Jesus Casquete在2024年6月20日的《亚洲时报》上所述，极右翼政党在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民意调查中名列前茅，在德国、波兰和荷兰排名第二。欧洲斯特拉斯堡议会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例如法国国民联盟、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和西班牙Vox。这些党派呼吁将主权归还给各个国家，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鉴于全球团结一致减缓并扭转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这对欧盟一体化乃至全人类合作都造成了生存威胁。
结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中心的所谓“自由世界秩序”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渐发生了强大的变化，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竞争对手的力量不断崛起。然而，正如上文所述，2024年出现十项改变游戏规则的重大事件，无论好坏，这一年都将成为颠覆现有“全球秩序”的里程碑。
然而，正如本文所述，这些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也蕴含着希望，它们可能为未来指明更富有成效的道路，为人类创造一个破坏性更小、更可持续的世界。
无论如何，由于上述动态，未来几十年可能会出现以下发展。
首先，随着美国霸权日益受到挑战，世界将变得更加多极化。虽然美国和中国仍将占据主导地位，各自拉拢各自的盟友或准盟友，但印度和土耳其等其他新兴挑战者可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二，经济重心正从西方更坚定地转向东方，亚洲和中东凭借各自富有远见的发展战略，正变得更加充满活力。
第三，尽管有“小院子高围墙”，但世界将变得更加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因为第四次和第五次工业革命的无国界数字时代正在向前发展，改变着企业的经营方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第四，随着人工智能、自主机器人、太空、深海和其他前沿技术的发展，战争如何进行和如何取胜将挑战全球军队的想象力，带来不确定和危险的后果。
第五，随着可再生能源和智能电网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发展，石油作为主要能源的时代将真正终结。新一代更“智能”的电动汽车将应运而生，几乎完全取代柴油发动机汽车，使柴油车成为稀有或收藏品。
第六，尽管脱碳取得了进展，但气候变化将随着自然灾害、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最重要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从而导致人道主义事件和跨国冲突。
第七，随着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纠结或平息，阿拉伯半岛将迎来新的繁荣黄金时代，届时将出现未来感十足的城市和生活方式，以及更具包容性的文化和女性角色。
第八，随着长期印钞成为经济类固醇，尤其是美国，美元引发的另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将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破坏。
第九，在海峡两岸，包括军事升级在内的多年紧张局势可能会因人民之间交流加深和两岸经济一体化程度大幅提高而有所缓解。台湾最终可能会凭借经过艰苦谈判达成、比香港和澳门更优惠的特别协议，和平回归中国。如果这一结果得以实现，将大大提升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战略地位。
第十，在多极化的世界中，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全球性机构改革的需求可能会逐渐增加，从而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我在WGI.World 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提出了一些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的想法。
作者:梁建邦
香港银紫荆勋章，英国皇家人文工商学院荣授院士
国际战略分析家，国际咨询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任香港社会福利署署长，香港驻英国、东欧、俄罗斯、挪威和瑞士的首席官方代表等。 他是英国皇家亚洲事务学会（Royal Society for Asian Affairs）当选成员和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前任董事局成员；原珠海智库研究员；维也纳欧洲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法律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e-Commerce and Internet Law）顾问委员会成员；伦敦城市大学商学院（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客座教授等。